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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7月10日，华东公安部收到一份从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转来的情报：代号“083”的“心战专家”受台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指派将于近日潜入大陆，培训和指导上海、南京两地的潜伏特务进行“心战”活动，以“配合韩战”。随着这份情报一起发来的还有一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签发的命令：令华东公安部牵头组建专案组，迅速查明“083”的行踪，在其开展活动前将其抓获归案。

　　华东公安部不敢怠慢，立即成立“083专案组”，任命分管政保工作的副部长王范（张庭谱）任组长，专办此案。王范受命后于7月12日赶往上海，同时从南京市公安局和上海市公安局挑选专案组成员，分成上海组和南京组，上海组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科长徐三友任组长，南京组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路惕升任组长，两个组各辖十名侦查员；徐、路二人同时兼任专案组副组长。

　　7月13日，专案组在上海市公安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摆在大家面前的第一大难题就是“083”的姓名、性别、年龄、容貌、体态、籍贯、行动习惯等细节特征一概不知，完全就是蒙着眼睛去找人，难度可想而知。

　　“083”的样貌特征没办法掌握，王范决定从他的特长——“心战专家”入手，毕竟这是“083”潜入大陆的核心使命。根据以往破获的敌特案件，特务机关对大陆的所谓“心战”，无非就是策划和实施策反、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制造和散播政治谣言之类，以达到扰乱人心的目的。但由于当局对“心战”长期不重视，所以潜伏特务在“心战”方面的“建树”不能说毫无成就吧，也只能说一事无成。因此意识到“心战”这块短板的当局意识到要提高潜伏特务的“心战”水平，所以才临时抱佛脚地往大陆派“心战专家”。

　　一般来说，潜伏特务为了在大陆落脚，尤其是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落脚，就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身份，而且不可能是游客的身份，因为当时人口流动相对缓慢，游客反而会造成怀疑，所以“083”要潜伏下来必须要有常驻身份。而且，“083”还必须要在上海或南京拥有独门独户的落脚点，因为这种深宅大院居委会和派出所的监视条件有限，还能利用深宅大院的有利条件对其他潜伏特务开展“心战培训”。

　　最后，王范下达命令：上海组和南京组分别在南京和上海查摸上述适宜于“083”作为落脚点的目标，要求辖区公安分局、管段派出所留意此类住户。同时对被我方掌握的敌特分子的档案以及被捕特务的口供进行审阅，缩小甄别范围。

　　其一、洋泾镇东北角“席家大院”户主薛无易，解放前他在“席家大院”经营货栈，上海解放后“席家大院”曾短暂的被征用当物资仓库，但在半年前“席家大院”被还给了薛无易，此后一直空置着，只有薛无易一人居住在里面，一个月前薛无易突然请了几个匠人师傅对院内的部分屋进行了修缮，但之后又一直空着，直到7月初的时候群众发现经常有陌生人从“席家大院”进进出出，这引起了洋泾镇派出所的注意，所以当专案组的排查任务下达后，洋泾镇派出所将这一情况上报专案组。

　　其二、徐汇区襄阳路上“职园”户主职赓，此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并丢了一条腿，民国成立后被安置在上海，将襄阳路（当时叫拉都路）上的一套法式洋房给他居住，从1912年开始居住到现在。但前段时间“职园”隔三差五有宾客出入，而且这些人的年龄性别、穿着举止都各不相同，“职园”雇有门卫、花匠、车夫、厨子、保姆，每有客人登门，均各司其职，殷勤接待。其中有一名五十来岁劳动妇女打扮的女人在离开时，职赓竟携妻子将她送到门口，因此引起了邻居的怀疑，故将情况反映给了派出所，当时正好接到专案组的协查通知，于是派出所就将可疑情况报了上来。

　　然而，经过核实，薛无易的堂弟薛无冕当时在上海做投机倒把生意，要借用薛无易的“席家大院”当货栈，并冒用“华北军政委员会物资部驻沪办事处物资储运站”的名义、伪造公章等物，妄图规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但和“083专案”没关系。职赓当时正在北京开政协会议，并执行统战任务，而“职园”由公安部派来的便衣进行保护，结果专案组的便衣侦查员在侦查“职园”的时候被公安部的便衣给铐了起来，大水冲了龙王庙，误会解除后发现职赓也和“083专案”没有关系。

　　与此同时，南京组也摸到了一条线索：南京组侦查员朱福家在7月14日在南京鼓楼分局挹江门派出所布置排查协查任务时该派出所正好在开管段治安情况汇报会，朱福家没有打断派出所的会议，在一边旁听，会后朱福家向所长老郁说明来意，老郁指着户籍警老毕说：“你要查摸的情况好像跟这位同志刚才的汇报有关系。”

　　老毕的管段内的戴家巷12号住着一个叫蒋琦蓉的30岁单身女子，解放前是个妓 女，解放后当上了暗娼，只和固定的男性保持交往，依靠嫖资以及将房间出租给三家租客的房租维持着小康的生活。

　　三天前的7月11日，蒋琦蓉突然通知三家租客，要求他们在七天内搬离。三家租客表示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当时订立租房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房东如需收回房子，须提前三十日告知租客。”气不过的三家租客向居委会反映了情况，希望居委会协调解决，户籍警老毕在例行巡查时从居委会了解了这个情况，然后在7月14日的派出所例行会议上向所长汇报。

　　老毕说：“蒋琦蓉要求客退租时没说理由，只说她的子另有用项，而且比较急，所以要求客立刻退租；作为补偿，她愿意免除本月的租金。”

　　老毕说：“她家是一座小型石库门宅院，独门独户，两层楼，进门有一个天井，分前后两进，有前后客堂、东西厢以及阁楼，总居住面积应该不少于一百八十平方米。”

　　朱福家觉得如此建筑结构，颇适合给那位“心战专家”作培训场所，这么大的面积，一次聚集十几人应该不成问题，在里面“上课”，周围邻居也听不见。

　　朱福家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立即返回南京组驻地向路惕升组长汇报，路惕升格外的重视，立即兵分两路，一路负责询问三家租客，另一路密切注视蒋琦蓉的一举一动。

　　三家租客反映：蒋琦蓉的嫖客总共不过五到六人，解放后还剩下三人，其中一个是长江客运码头的机修工李某，一个是秦淮区某学校的体育老师陆某，还有一个是在秦淮区开中医馆的闵某。其中他们对闵某的印象最深——闵某性格随和，乐于助人，三家租客家里老人孩子有个头痛脑热什么的闵某都会出手医治，每次都是药到病除，而且分文不收。此外闵某海精通电工，租客家的电灯、收音机、留声机之类的出了故障，让他摆弄两下立即能恢复正常。

　　此外，租客还反映：蒋琦蓉为人抠搜，收租的时候只能提前，不能延缓，所以这次要求租客搬走时居然愿意免除当月的租金，租客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另外在五天前的7月9日15时左右，忽然有一个肤色黝黑、举止粗鲁的大汉登门，蒋琦蓉热情款待，比对那三个嫖客还热情，不但用酒肉招待，还请他看了一场电影，晚上大汉留宿蒋家，7月10日上午大汉才离开，7月11日傍晚蒋琦蓉就要求三家租户搬家。

　　7月15日南京组的侦查员们查实了蒋琦蓉的三个嫖客的身份：分别是长江客运码头职工李圣培、私立“勤俭小学”体育老师陆中民和私营中医闵玮钧。进一步调查确定李圣培、陆中民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或帮会，除了跟蒋琦蓉等暗娼有来往之外，并无其他劣迹。闵玮钧在抗战中曾参加过“中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当“中统”在上海的组织被日伪破坏后他奉命撤离上海，但没有回重庆，而是私自回了南京老家开中医馆，就此脱离了中统，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闵玮钧和方面还有什么联系。而那个黑大汉，侦查员们费了不少功夫却没有查明他的底细。

　　王范在接到南京组的情况汇报后，认为南京组可能查到了有价值的线日当晚亲自来到南京坐镇指挥进行下一步的侦查工作。

　　7月16日一早，李圣培和陆中民主动向南京组报告：他们分别收到了蒋琦蓉寄出的挂号信函，说现在已经解放了，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提倡新风尚新风气，作为守法群众，应该响应号召，所以她决定从此中断跟他们的关系，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物色对象，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从落款看，信是在7月14日寄出的。

　　与此同时，挹江门派出所打来电话，称闵玮钧跑到蒋琦蓉大吵大闹，还一顿老拳把蒋琦蓉打到口鼻流血。居委会治保主任出面将两人送到派出所，郁所长立即打电话给南京组，询问怎么样处理。路惕升立即派侦查员荣冲福、老钟和小夏前往派出所，以派出所民警的身份和蒋琦蓉、闵玮钧谈话。

　　原来，闵玮钧在前不久刚刚送了一块英纳格手表给蒋琦蓉，没几天蒋琦蓉就给他挂号信要求断绝关系，闵玮钧大怒之下跑到蒋家要回手表，蒋琦蓉拒绝归还手表，所以闵玮钧才对蒋琦蓉动了手。经调解，蒋琦蓉向闵玮钧支付了手表一半的价格，把纠纷解决了。

　　蒋琦蓉离开派出所后去了“达诚牙医诊所”，拔掉了一颗被闵玮钧打松的蛀牙，离开诊所后在附近的一家豆腐店里买了两块豆腐后回家。

　　7月17日上午，三家租客给派出所打电话，说蒋琦蓉突然告知他们不必搬离，欢迎他们继续租住。

　　根据监视人员的值班记录，自蒋琦蓉被监视以来，除闵玮钧外并无其他人登门。蒋琦蓉离开过住所两次，前一次是去牙医诊所，后一次是去派出所解决纠纷，在返回途中又去了一趟诊所，然后去菜场买了两块豆腐。除此之外，她所接触的人就只有三家租客了。三家租客应该没问题，因为之前跟他们进行的谈话已经算是打草惊蛇了，而蒋琦蓉并无反应。

　　在闵玮钧目前没有切实的实锤通敌证据的情况下，王范认为那个“达诚牙医诊所”可能有问题（豆腐店的老板娘经过排查排除了嫌疑），因为这是蒋琦蓉最大有可能在她家已经被监控起来的情况下依旧能接受指示的联络点。于是，王范当机立断，下令对“达诚牙医诊所”开展调查。

　　经调查，“达诚牙医诊所”的牙医是时年40岁的钱达诚，从18岁开始就在南京的各条马路路边摆摊给人看牙，一直到30岁时方才买了套门面开了诊所。经常去他的诊所看牙的居民普遍证实：这几天他们都曾看到一个肤色黝黑、面容狰狞的中年汉子来诊所找钱达诚，说是看牙，但他们都觉得不像，因为这人并无显著的牙疼症状。

　　根据这个发现，王范在7月19日晚下令抓捕钱达诚并搜查诊所。当侦查员们叫开门冲入诊所时，竟发现他们要找的那个“黑大汉”正在诊所内的天井里睡觉，见到侦查员冲进来时翻身下床，从墙边花坛里取出预先藏好的手枪试图反抗，结果被侦查员一脚踢掉手枪，然后被三名侦查员扑倒在地束手就擒，和钱达诚一起被押回南京组驻地审讯。

　　经突审，“黑大汉”是时年42岁的齐大梁，抗战时卖身投日成为伪军营长，血债累累，是“江苏省七大双料巨匪”之一（“双料”指的是抗战前是匪盗，抗战时投敌），南京沦陷期间在齐大梁逛窑子的时候认识了蒋琦蓉。抗战后齐大梁曾混迹东北和西北，在两地犯下不少血案，为了躲避抓捕回到了南京，在南京歇歇脚，找机会干几票抢劫，攒一笔钱后逃往香港。

　　蒋琦蓉当时想涨房租，但三家租客不同意，因此蒋琦蓉找齐大梁是为了将那三家租客赶走，而钱达诚的诊所是齐大梁收保护费的对象，蒋琦蓉从派出所出来到诊所，除了拔掉那颗蛀牙外，还要求齐大梁出面“修理”闵玮钧给她出气。

　　一通忙活下来，这些人都和“083”没关系。在将人移交给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后，专案组不得不又从零开始。

　　7月18日，上海组经过案情分析会后一致决定改变侦查方向，将重点放在敌特方面潜在的受训人员做出详细的调查。理由是：“083”潜入内地进行“心战”培训，其受训对象中的绝大多数肯定是公安机关不掌握的潜伏敌特分子，但不排除敌特组织临时物色一些他们都以为适合拉拢的对象参加培训。根据以往破获的敌特案件来看，其潜伏使命中通常都有一项“发展成员，壮大队伍”，所以借培训之机拉潜在人员下水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存在的。

　　所谓“潜在人员”包括流落在上海的曾经的“两面间谍”或“多面间谍”；脱离中统和军统的人员；上海解放后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的军统中统外围分子以及曾经为敌方跑过腿打过杂的嫌疑分子。

　　至7月22日，上海组总共圈出了十六名嫌疑对象，通过两轮的筛选，将怀疑重点确定在一个叫丁大有的人身上。为了近距离监视丁大有，上海组选定了丁大有的舅舅屠兰盛为特情耳目。选择屠兰盛的理由是屠兰盛曾经加入过地下党，抗战时期因交通员牺牲和组织失去联系，然后阴差阳错的加入了军统，抗战后军统裁员，屠兰盛拿了遣散费离开军统，用遣散费在北京路上开了一家五金店铺直到上海解放。而他的外甥丁大有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期间是被他在军统时的同事姜青甫“吸收”成了外围人员。两年前，姜青甫来上海找屠兰盛，要去了当时正在美琪大戏院当电工的丁大有家的地址。

　　为了减轻外甥丁大有可能的罪行，屠兰盛同意充当上海组的特情耳目，每隔十来天给侦查员写一份监视报告，详细记录丁大有的动向。并且在同意当耳目的当天就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日，屠兰盛从姐姐屠兰芳（丁大有之母）处得知，在戏院干得好好的丁大有忽然跟老板闹翻了，要辞职。原因是丁大有向老板请假两个月，老板坚决不批，一怒之下丁大有就要辞职。至于辞职的理由，丁大有说是有个朋友请他临时去帮忙，报酬开得很高，所以丁大有决定先辞职，这份高薪临时工先干着，然后再骑驴找马。

　　屠兰盛在7月18日去董家渡南货行找他姐夫丁中耕，从丁中耕口中套出了丁大有那份活的薪酬——300万元（第一套人民币，相当于丁大有在戏院打工近一年的薪水，可以买一套位于上海市区、面积在六十平方米上下的旧房）！

　　在研究了屠兰盛提供的这条线索后，上海组组长徐三友认为丁大有并未参加军统，而是外围人员，但现在很可能成了为“083”的“心战”培训授课提供电工保障的人员。

　　7月23日星期天上午，屠兰盛借口晚上没睡好，去姐姐屠兰芳家睡午觉，那天丁大有不在家，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去娘家了，屠兰芳便把屠兰盛安排在丁大有的房间里午睡。屠兰盛趁机对他寄放在姐姐家的一口木箱子里的东西进行查看，发现里面少了一个便携式工具箱，这个工具箱是他刚经营五金店时从两个美国水兵那里收购的（是盗窃军舰上的物资，当时黄浦江上停满了外国军舰），内有多种精巧、轻便的五金工具，他将这套工具寄放在姐姐家里，如今看来应该是被丁大有带走了。听姐夫丁中耕说，丁大有是一早走的，手里提着个沉甸甸的包袱，但没说去哪里。

　　7月25日上午，负责监视丁大有家的侦查员发现丁大有乘坐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没有带那只工具箱，而是带了一纸箱子的苏州特产（如虎丘菊花、卤汁豆腐干、糖藕、枣泥麻饼之类）回来。徐三友接报后判断工具箱没带回来，丁大有还得接着去。

　　然而，当晚丁大有突患急病，昏迷不醒，被家人送往附近的铁路医院去了，徐三友心中顿时“咯噔”一下：完了！这必是杀人灭口！不久，铁路医院传来消息：丁大有不治身亡。徐三友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会后兵分两路，一路调查丁大有的死因，另一路去苏州调查丁大有最后的行动轨迹。

　　经法医尸检，丁大有的直接死因是心肌梗塞，但是因为什么问题导致的不清楚，但是鉴于丁大有没有之前从没有心肌梗死方面的病史，因此徐三友怀疑是有人下毒。于是将丁大有带回的还没吃完的桂花米花糖、枣泥麻饼、奶油瓜子、蜜饯等苏州特产以及扔掉的包装纸、包装盒之类的东西回收化验。

　　7月26日，五名侦查员携带那些苏州特产上的包装纸绳，乘坐一辆美式中吉普前往苏州，在苏州市工商局行业协会的几个擅长捆扎包装的“老法师”的辨认下，确定这种包装纸绳在苏州只有一家商号在用——观前街上的“苏州余兴隆土特产商行”。经商行职员确认：“

　　”根据店员顾某回忆：7月25日一早商行刚开门，就进来一个35岁左右的男子，瘦高个儿，戴眼镜，穿着短袖衬衫和西装短裤，手里拿着一把黑色折扇，看样子像是个文化人，说一口苏州话，说要买一些本地土特产送人。那人挑选了卤汁豆腐干、糖藕、菊花、米花糖、麻饼等，让一并装在一口纸板箱里。这么多东西分量不轻，店员正想问是否让店里的学徒给拎到前面街口的公交车站时，那人一手便提起纸箱，轻松出门而去。几个店员纷纷议论，说这位先生可能是会功夫的，看上去瘦弱，力气却不小。

　　然而，他们在苏州查了两天，居然没有查到丁大有在苏州有活动踪迹，难道丁大有压根就没去过苏州吗？

　　7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的法医用从香港运来的化学试剂对丁大有的血液再次进行检测验证，终于确认系药物中毒身亡，这种药可麻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心脏停搏。王范下令：南京组赶赴苏州查摸那个“眼镜男”的线索；上海组则留在上海对丁大有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7月29日，来参加丁大有大殓的原交通大学的电工同事彭葆线日上午他受学校指派前往北站附近的虬江路旧货市场淘一些从废电机上拆下的线圈供学生实验使用。但淘了一上午没有合适的物件，午饭后他又去长宁区延安西路路口的“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碰碰运气，在那里遇到了丁大有。当时的丁大有浑身酒气，见到他既吃惊又有点惊慌，声称戏院里的电风扇电机声音太响，可能要调换线圈，想来淘淘旧货，然后就借口有人在外面等他就匆匆离开了。

　　至此，徐三友意识到丁大有的确没去过苏州，而一直就在上海，那么说明“083”培训特工的地点肯定也在上海。于是马上带人前往“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店方一查发票存根，确有“交通大学”于7月24日购买旧线圈的记录，但无法确认丁大有是否来过。

　　不过，侦查员们在长宁区的“大富饭店”查到了丁大有在7月23日、7月24日中午和晚上都在那里用餐，每次都是三个人一起去，每顿都要上五六个菜以及啤酒、白酒。

　　当晚，徐三友联系“大富饭馆”，要求次日起张贴“内部整修，暂停营业三天”的告示，全店凡见过丁大有等三个主顾的跑堂连同账先生，均由穿便衣的侦查员陪着在附近转悠，希望能遇见那几个主顾，但三天后却一无所获。

　　另一边，在苏州查访的南京组组长路惕升终于从苏州的一名从事公共交通运输的马车夫宁某口中得到一条重要线时左右在“余兴隆”门口载过一个“眼镜男”，此人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纸板箱，说要赶火车，让走快些。另外人力三轮车夫牟某也证实，在7时40分左右在钱家巷口拉一个“眼镜男”去“余兴隆”，路惕升判断“眼镜男”应该就住在钱家巷。

　　路惕升大喜过望，立即顺藤摸瓜往下查，终于查实“眼镜男”的实际身份是家住在钱家巷的许述卓，7月31晚，路惕升带人冲入钱家巷将许述卓拿下，许述卓供称：他买了苏州特产后叫了一辆马车赶往苏州火车站，乘坐火车抵达上海，下车后将那箱土特产直接送往长宁区凯旋路“德胜咖啡店”门口，在那等了三分钟后来了一个男子，两人对上了暗号，那人就把纸板箱拿走了。且许述卓供称那人是根据7月24日上海拍到苏州的加急电报上约定的暗号来和他接的头。

　　路惕升立即赶往上海，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王范，王范立即命令上海组派人赶往上海市电报局，找到7月24日夜间拍往苏州的那份加急电报的底稿，底稿上留下的住址是假的，但留下的姓名“罗胜冠”是真实的。罗胜冠，“国防部保密局东南第一特种工作室第三组”中校组长，是上海市公安局追缉的特务榜上排名第四的“大鱼”。

　　通过对长宁区延安西路至凯旋路之间的区域的排查，专案组在8月1日发现了罗胜冠的踪迹，王范下令路惕升的南京组火速赶到上海，参与对罗胜冠的监视。当晚，罗胜冠突然前往上海北站，上海组和南京组的二十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前往上海北站布控，待罗胜冠接到一个从广州乘火车来上海的男子刚刚出站准备叫三轮车离开时，被忽然出现的侦查员擒获，而同罗胜冠一起落网的男子叫倪川泓，台伪“国防部保密局”心战处少校副处长，以“083”为代号潜入大陆为在华东地区的潜伏特务开展“心战培训”。当他得知指挥抓捕他的人是王范时，连声叹气道：“

　　罗胜冠供称，“保密局”少校特务姜青甫在离开上海前，将他掌握的外围人员名单移交给了他，其中就包括丁大有。上海解放后，他先请丁大有吃饭喝酒，然后亮出当年姜青甫让丁大头收集学运情报的酬劳收据，要挟丁大有入伙。

　　在接到台湾方面发来“要求该组负责为代号“083”的“心战专家”提供工作、生活和安全方面的保障”的密电后，罗胜冠召集原本潜伏在苏州、南京和上海的六名手下聚集在上海商量具体措施，经反复商议，认为最好还是把“083”安置在上海为佳。几经挑选后将“心战培训点”选在手下特务金大喜的一个亲戚在长宁区业已停产的工厂内。不久，罗胜冠又收到已经潜入广州的“083”发来的密函，说其授课设备中的一架便携式小型幻灯、电影一体放映机因故未到，广州无处购买，要求“第三组”为其准备，有购则购，没有出售则须迅即购置零部件自行装配。

　　于是罗胜冠要求丁大有跑了商场和几家旧货店铺，采购了拼装电影放映机的零部件，然后辞去戏院的工作，前往罗胜冠指定的一处密点安装调试。头天，丁大有携带工具过去，忙碌到晚上。他原本是可以不回家的，但因为忘记带万用表了，只得往家里跑一趟。7月24日上午，丁大有赶到密点继续干活儿。当晚，和罗胜冠共进晚餐时，罗随口问起昨晚他回家后有啥状况，丁大有将舅舅来过家，动过工具箱的事说了。罗胜冠得知屠兰盛当过，再加上丁大有和屠兰盛的舅甥关系很好，唯恐丁大有向屠兰盛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于是决定将丁大有灭口，宁可另行物色装配电影放映机的人员，也不能留下这个隐患。

　　7月24日夜里，罗胜冠在丁大有做完活后给他冲了咖啡，在咖啡里掺进可麻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心脏停搏的间谍专用药，下药剂量推算发作时间是20个小时后。在看丁大有喝下咖啡后，罗胜冠离开丁大有的临时住处，命令手下前往上海市电报局，给苏州的许述卓发加急电报，命其必须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前携带一些苏州土特产抵沪。

　　7月25日上午10时，罗胜冠带着一箱苏州土特产来到丁大有的住处，让他暂停当天的工作回家待命，这一箱苏州土产是对他的慰劳，让他回家对家人说去了苏州，并在苏州住了一夜，这么多东西就是在苏州买的。至于几时再来，在家里等候通知，这几天不要出门。然后给丁大有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并预付了车钱将丁大有送走。7月25日傍晚，丁大有毒发身亡。

　　在得知丁大有在7月24日在“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遇到彭葆真时，罗胜冠不无懊恼的表示：当时他和另一个特务就在旧货行外面的马路树荫下等丁大有出来，没看到彭葆真，丁大有出来后也没说遇到了熟人，要是知道了，肯定也是要把彭葆真灭口的。

　　无形中彭葆线日，“国防部保密局东南第一特种工作室第三组”中校组长罗胜冠和两名手下被判处死刑，两名手下被判处无期徒刑，许述卓和另一名手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而代号“083”的“心战专家”倪川泓被押解北京交公安部处理。